名家書介／高行健／舊事重提
(2003/07/16 10:19)
文／高行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陸的文化禁錮剛有點鬆動，在北京，此一處，彼一處，官方管制的文藝界之外，一個個青年朋友們的文藝小圈子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大都是文革期間去農村勞動過回城的知識青年，有的也已考上大學，爲生計的前途奔波之外，也在做自己的創作。馬建和他的朋友們也自成一夥。我比他們年長十多歲，可也下鄉改造過五年，在鄉下也偷偷寫作，大抵是這緣故，同他們也都談得來。我在東總布胡同的那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好些圈子的朋友們都來，談創作看他們的手稿，或是喝酒，只是不便喧嘩，諸如大聲放音樂，或是跳舞。隨後，我同馬建也成了好朋友。
馬建當時是「無名畫會」的成員，他的油畫深爲朋友們欣賞。我也時常去他的南小街53號的小屋看畫，聽音樂，談文學。他那裏有個小院，同街坊不直接相通，有女孩子們來的時候，自然也可以放音樂跳舞。後來，聽說有一回，鄰居把警察叫來了。在他那裏，我聽過他的詩，可並不知道他也在寫小說。
直到一九八六年，我終於有了個兩間的套房，比較隔音，朋友間聚會在我這裏更爲方便。一天冬夜，馬建從西藏流浪回來不久，帶來了剛寫完的厚厚一組小說稿。我看完第一篇便興奮不已，想不到他小說寫得這樣成熟，認爲無須再作改動。我們喝酒談稿，通宵達旦，想設法找家重要的刊物，不加刪節，全部刊載印最好。
我首先想到劉心武，向他推薦，他剛接手主編《人民文學》，正想爲當時一再被壓抑受批判的現代主義爭一個可發作品的園地。他毫不猶豫，才走馬上任（因爲這主編的位置上下班真有小汽車接送），居然不在乎撤職查辦的風險，將一九八七年第一、二兩期合刊，全文發出了馬建的這一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且立即成爲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賀敬之則勒令劉心武停職檢查，並下令回收這期在印刷廠還未裝訂完的刊物。並在全國下達了立即銷毀查封的通知，利用報紙電視展開了大批判。凡此種種，就不細說了。
小說刊印其時馬建已移居香港，當然想不到也不知道北京的事態竟如此嚴重。也幸虧他走得早，否則恐怕也未必能贏得日後這些年自由寫作與發表的條件。這篇小說被說成破壞民族關係當然是無中生有，製造事端，肇事者想整治心武也由來已久，也且不去說它。我給心武惹來這份麻煩卻久久令我不安。心武一手承擔了全部責任，毫不推脫，因此也未波及到我，令我感動。
丟開大陸文藝界政治門爭的背景，就馬建的這篇作品而言，倒確實是篇現代主義的力作。等先鋒文學在大陸弄成了時髦，我寧可說這是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麽主義。
如今現代主義也好，先鋒文學也好，或是後現代主義，在大陸都不再視爲洪水猛獸，固然是某種寬容。再說，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連金錢都日益變成了上帝，這樣的文學形式倘不觸到現實社會的痛處，只局限于文學的遊戲，語言的顛覆反倒成爲一種無什麽意義的遁詞，倒也無可無不可。而馬建的作品卻一直鋒芒畢露，對文學形式的追求並不回避人類自下而上的困境。他冷眼觀照人的生存狀態，不嘩衆取巧，才使他的作品總有分量。
他已經歷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社會，並且同樣經得起這所謂現代消費社會的考驗。他到香港後的作品同樣不媚俗，連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思惑》、《拉麵者》和《九條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分量，日後再看，也不怕過時。
《非法流浪》是他來歐洲之後才寫完的一部作品。寫得正是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改革開放初期，人們被經濟開放搞得眼花繚亂。我和馬建都經歷了那個時期，讀起來自然親切。但我沒想到他竟差不多走完了中國。一個作家，只能在自己的家園流浪，這必竟是一個社會的缺陷。好在馬建用他的筆做了見證。
文學如果不對人的生存環境，也包括人自身提出點挑戰的話，還要它做什麽？即使這種挑戰既改變不了社會，也改變不了人自己，可多少是人之爲人的一點驕傲。我且不管馬建屬於什麽派別，就他的作品而言，我以爲他有這分勇氣，也有這點驕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非法流浪》，馬建著，馬可孛羅出版。
．城邦讀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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