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中國政府是否隱匿SARS疫情？

(2004/04/24 09:41)

《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高志文著，玉山社出版。　我要買書！

著／高志文

SARS流行以來，大家都在質問中國政府到底有沒有隱瞞SARS疫情。

另一個衍生的假設性問題是，假如中國沒有隱瞞SARS疫情，亞洲相關國家的SARS疫情是不是就不會如此嚴重，付出龐大的代價（八百多條人命，光遠東地區就有三百億美金，約一兆台幣的經濟損失）。

SARS流行至今讓WHO反覆對外宣稱的是，自從她在2003年3月12日發佈全球警訊（global SARS alert）；3月15日發佈旅遊警示（emergency travel advisory）後，全球SARS疫情就明顯受到控制，除了台灣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發生如越南、新加坡、加拿大、中國與香港那樣規模的SARS感染情形；所有國家出現SARS境外移入案例也都能避免本土傳染（local transmission：一個境外移入的SARS病例造成當地人受到感染）的發生。

筆者對WHO這樣自我溢美的說法並不完全同意。SARS來得急去得快，與SARS病毒自然生態本質及醫院加強感染控制有關，和WHO的國際旅遊限制的關係並不顯著。

有關“假如”中國政府能及早處理SARS，那SARS就會……；目前國際上多數的意見認為，中國如能在第一時間知會WHO，這個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進行全球疾病監測與警訊發佈的單位，讓她協助處理與進行相關SARS警訊發佈，其他國家可能不會受到SARS如此重創。國際社會，包括WHO當時的秘書長Dr. Brundtland與歐盟的健康與消費者保護主管David Byrne，都曾公開直指中國政府對疫情延誤處理17。

中國在2003年2月11日首份通報給WHO的SARS報告上表示，廣東有305人受到此神秘疾病的感染，其中有30%以上發生在醫療人員身上，有5人死亡。這些全世界最早SARS病例的確認，是直到4月2日WHO獲准到該省後，才由WHO確認為SARS。

中國第一份SARS報告不僅沒有回答問題，反而引發更多的疑問。例如SARS在中國的死亡率偏低，只有1.6%（5/305）。最近，北京一家專門收治SARS病人的醫院，在6月20號最後一批SARS病患出院時提出報告。在這批672個SARS病人中98.8%的人都痊癒了，8例死亡，死亡率只有1.2%，8例死亡中有6例是因為罹患其他相關疾病。

目前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包括WHO對中國的SARS死亡率如此出奇的低依然感到不解，因為在相關國家SARS死亡率約為15%。中國官方對中國治療SARS如此“卓越”的表現的解釋，認為是因有結合醫療與精神治療及中藥與西方醫學良好的組合。

人們還是不免懷疑，何以中國對SARS的治療如此獨到，SARS的死亡率甚至低於一般肺炎。這個對中國真正SARS流行狀況的懷疑不是沒道理。香港、新加坡、加拿大，SARS死亡率都約14-15%左右，65歲以上高齡者甚至可達50%22，而這些國家的衛生醫療水準及疾病監測系統都較中國完善；相反的，中國的醫療保健體系在歷經改革開放與厲行市場經濟後，因為刪減公部門服務事業預算，其基礎衛生醫療服務的質與量都呈下降趨勢，不少中國民眾得不到好的衛生醫療服務。

2000年6月，WHO首次發表了第一份「全球健康照護體系表現排名」。中國的健康照護體系被WHO評比為全世界第144名，不僅落後於同樣人口眾多的大國印度（111），甚至也比不上我們的非洲友邦布吉納法索（132），根據WHO的標準，其醫療照護體系算的上世界最差的幾個國家之一。

除此之外，5月份《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了兩篇有關SARS傳染模式與防治策略效果的研究，其中一篇是根據香港早期SARS傳染動態，來推估SARS在還沒啟動任何防治措施時的傳播情形。當時香港的衛生單位還未對SARS採取任何具體措施，SARS病人是因為生病「自動」來到或被送到醫院求診。這樣對SARS「無為而治」，放任其肆虐於人間的情況下，平均一位發病的SARS病人會感染給2.7位密切接觸者；在新加坡類似的研究，則推估每一個SARS患者會傳染給3個親密接觸者。

筆者用上述研究為基礎分析中國首份SARS報告，並假設從去年（2002年）11月到今年（2003年）2月，中國政府並沒有在廣東進行嚴格的SARS防疫措施，如嚴謹的醫院感染控制、SARS病人快速發現與隔離及與SARS病人密切接觸者追蹤保護，發現廣東省的SARS流行規模，理論上會遠高於中國的官方報告。

用這兩個研究的SARS傳染動力模式來分析，中國第一個SARS病例是在2002年11月中出現，以SARS潛伏期平均約3-7天，最長到10天，則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最少有10個SARS潛伏期的時間。這期間如果每位在廣東的SARS病人僅傳染給2位親密接觸者，則到2月份會有20+21+22+23……+210，也就是說至少有2,047位SARS病人在廣東出現。假如是用每個SARS病人會感染給3個人來推估，則廣東從11月到2月間會有30+31+32+33……+310，也就是將有88,573位SARS病人（還不到其人口的千分之一）。

當然，這樣的估計是建立在許多假設下的線性流行規模估計，例如SARS是過去完全不曾出現在世上，沒有任何人對其有免疫力，以香港與新加坡的實證流行病學研究為基礎的推估。還有其他因素會決定一個傳染病的傳染規模。

換句話說，假如廣東在2003年2月11日之前，總共僅有305位SARS病人，她必定採取了相當有效與嚴密的SARS防疫措施，這些防疫動作很大且很不尋常，不太可能不讓媒體知道（如所有廣東的醫院都採取嚴密的感控措施，醫護人員都戴上口罩穿上防護袍、SARS病人都隔離起來等動作）。

也就是因為疑點重重，儘管中國以胡景濤主席與溫家寶總理為首的共黨新領導班子，在SARS疫情後期展現出中國前所未有的透明與公開化（以中國的標準來說），可惜至今全世界對中國SARS疫情仍存有相當多的疑問與不解。

中國政府到3月還繼續否認外界對在中國境內有一神秘疾病流行的詢問。後來下台的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先生，在3月中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0屆人民代表大會期間，還語多不耐的公開敷衍記者有關有一神祕肺炎在中國流行的詢問。然而部分北京的醫生卻表示，3月時SARS肆虐北京，由於當時人民代表大會正準備召開，並將選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北京的醫院被告之必須掩蓋SARS實情。北京衛生人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即使到了4月時，他們仍未被告知採取感染預防措施。

全世界在4月19日認為北京僅有約30名SARS病患，隔一天之後，中國政府突然決定揭露北京城已有數百名SARS病患的事實，並且承認3月時已有許多病例出現。儘管中國官方的否認（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在5月3日仍說：「我不同意張文康是因隱匿疫情而下台的說法，中國政府也未隱瞞疫情」），中國政府早期對SARS疫情刻意隱瞞似乎明顯。中國官員對隱匿SARS疫情的指控加以否認，但在龐大的國際壓力下與證據明確的情況下，中國疾病管制中心的發言人李立明公開向大家道歉，強調：「中國衛生部門與新聞媒體在『協調上出現問題』，未能提供大家有關SARS知識」。唯真正能代表中國對外發言的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卻在後來否認中國官方已就沒有即時對外公佈SARS疫情一事正式道歉。

除了中國本地學者外，也有部分學者同意中國並未隱匿SARS疫情的看法。

如台灣抗SARS專家之一，中研院何美鄉副研究員訪問大陸時對媒體的詢問表示，「從與中國衛生部疾病預防中心的專家或官員接觸過程及專家角度來看，非典型肺炎是一種突發性、迄今仍原因不明的疾病，一個連定義都未明的疾病，連病名都沒有，又如何對外發佈？就程度來說，『譴責』大陸隱瞞疫情似乎有點沉重」。

何美鄉甚至舉例說，1998年腸病毒在台灣肆虐，有關部門是在第一病例出現約一個月後，才確定病因及展開行動。兩相對照，就能理解大陸衛生系統在處理非典型肺炎時的措手不及。

何美鄉的說法無異是體貼與善解人意的，中國在香港的官方宣傳機器《文匯報》也都趁機加以大幅報導29。

但中國官員這種說法並沒有太多傳染病監測與通報上的說服力。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人類所面臨的新興傳染病如愛滋病等，剛開始也都是病因不明，定義不清，甚至連病名也都是一變再變。但這些事實，並不阻礙衛生當局以早期流行病學觀察，立即採取預警防治措施，以減少傳染病蔓延。

當然，一個具威脅性的新興傳染病，是否可被醫護人員快速辨識，並通報到疫情監測系統，涉及到很多層面。例如新疾病的症狀與流行病學的分佈（人、時、地、事）是否明顯異常（salient abnormality），醫護人員的警覺性與流行病學訓練水準等。比起愛滋病，SARS無異呈現較高的可辨別性，它的病情進展快且部分病人需要加護治療。

SARS最顯明的特徵，莫過於在沒有保護下，照顧SARS病人的醫護人員出現感染的現象，其院內感染特徵太過突出明顯，幾乎不可能被忽視，甚至也難以刻意隱瞞。反觀愛滋病，潛伏期（沒有明顯症狀）可長達五到十年以上，傳染途徑是透過性行為及注射等血液與體液交換途徑而受到感染，不會發生醫護人員的集體感染，其可資鑑別性遠較SARS低許多。

此外，由於醫護人員長期接觸各種病人，幾乎已感染過各種常見的細菌與病毒，要是有多位醫護人員同時發生肺炎，絕對是值得警覺的院內感染。最初在廣東305名的感染者中，有一百多名為醫護人員，竟然不會引起高度警覺，拿此與台灣的腸病毒相比，等於輕視中國的衛生與醫療實力，由於太令人無法相信，此點也成為部分專家認為SARS是生物恐怖製劑的理由之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高志文著，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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