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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種契約──溫和的無國家主義
(2005/02/15 00:03)
(●作者許文泰，台大經濟學研究所畢業，現為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班學生。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許文泰
高中和大學時期，讀了好幾個版本的台灣史，把賴澤涵寫的關於二二八的那本書啃完，讀了洪帷仁一本關於台語漳泉分佈的書，雜七雜八讀了很多台灣研究以及各種主張台灣的主體性的的主張。我的族群背景使我沒有理由去排斥這方面的資訊與史觀。而另一面的想法與看法反正在正規教育裡該教的都教的，倒是沒有資訊不對稱（讀過經濟學的人會說我是在濫用詞彙，的確，我是）的問題。
我相信接收正反雙方的資訊是件好事。至於你讀完了兩邊主張，你怎麼想是你家的事。我們總不能矇著頭不研究、不試著瞭解二二八，又要對二二八發表議論，要受害者家屬寬恕、原諒。
獨立與統一各有一套論述。台灣在這個議題上順著民主化的過程也拉拉扯扯了許多年。一個個的台灣人都被拉扯著。台灣人大眾從政治冷感在短短也許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變成了政治狂熱。演變到了這次總統大選的藍綠大戰如楚漢相爭，以及那人人情緒激動的選後一週。
陳水扁當選時，爸爸說：「國家該敗。」阿伯說：「早慢台灣抑是愛予人管，毋免佇暇吵。」在一桌不巧只有我一個人是反國民黨立場的晚餐中，堂妹問我如果投票我會投給誰。我心裡一聽就煩，想：「你明明知道還要問做啥？」我是說了我當然是投給陳水扁。她說：「你還是投給綠營喔？」我心裡厭惡這些藍軍綠營的詞彙已經很久了，聽到她在問我「為啥麼還是會投給他？我真的不明白你是怎麼想的，很想聽聽看。」這樣的話，趕緊就說不用了，沒啥麼好談的，不要談比較好。一來她的話在語意上是說「為啥麼你們執迷不悟呢？」二來，經驗證明，這種對話永遠沒有結果的。就像時下絕大多數的政論節目一樣，比較像是對罵與各自表述。難道這就是那許許多多年前，人們推動民主的初衷嗎？
這就是縮小版的台灣吧！同樣立場的人聚在一起罵爽的；不同立場張的人難以對話。多年以前轟動一時的大和解咖啡，如果不能說只是喝幾杯咖啡的話，也只能說那幾杯咖啡像是詛咒，因為那些喝咖啡的人已經統統從台上下架了。
我相信，在這樣的兩造不同國家認同的拉扯之下，正是醞釀第三種主張的溫床。當然，現在已經有許多的第三種主張了。我喜歡其中一種否定國界意義（因而也否定了民族主義）的說法。
在台大教經濟史的葉淑貞老師說：在經濟上我們定義一個國家，就是看他有沒有獨立的貨幣和關稅。於是，國界就這個層面來說，帶來的是貨幣兌換的麻煩，以及一個市場規模的限制。這是因為，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以及匯兌風險，加上不同國家不同制度，以及國界所造成的國與國文化歧異的加深，這些種種都使得在不同國之間的交易不方便。而同一個國家內，由於制度的統一、文化的齊一化，使用同一種貨幣等等，使得，在同一國之內的兩地交易比在不同國的兩地交易來的容易多了。就是這個基本原理，使得國際貿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問。但是基本上我們認為交易多比較交易少來的好，因為基本上交易是兩相情願的事情。所以，國界的存在這樣想來並不是一件好事。寫到這裡，忽然警覺到了似乎已經冒了反全球化的大不諱。我曾讀過一些解釋全球化壞處的經濟學理論，但是不曾知道有什麼新理論取代了剛剛所講的這樣的基本原理。
澳洲Monash大學經濟系的楊小凱教授曾在199？年在「北京之春」上發表一篇「中國統一的利與弊」。文中他論述兩岸統一與台灣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好處。這麼說雖不精確，但基本上他文中所認為統一的好處，就像是泯除了國界所能帶來的好處。在他的詞彙和理論脈絡裡，他認為消滅國界使得網絡效果能夠發揮，使得交易的好處能夠倍增。其實，另一個直觀的類比，就是拿size差不多的美國跟歐洲來比較。美國顯然能夠充分利用了網絡效果，但歐洲卻因為了重重國界的關係而不能。當他論述獨立的好處的時候，他舉出歐洲近代史的進展諸樣事跡，可以說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制度競爭。在那段大變革的年代理，一個個國家勇於嘗試實驗新的制度，當一個好的制度被證明有效的時候，別的國家會起而傚仿。如果只有一個國家，這樣制度的競爭與淘汰的過程就不容易被發展出來。用一個演化論的比喻，我們知道基因庫越大越歧異對一個物種的生存是有利的。使得基因庫歧異的重要動力是基因突變。維持獨立，在楊小凱的看法，是在給華人世界維持一個實驗室。特別是在民主進程上，台灣能夠做的到的事，其他華人國家的當政者就不方便用國情不適合這樣的理由來搪塞人們對民主的要求。
兩年前當我讀到楊小凱的文章的時候，感覺如醍醐灌頂。楊教授是一個在湖南成長的中國人，但他的論述並不以所謂「血濃於水」為基礎。我們在台灣吵了這個議題這麼多年了之後，至少要能夠認識到，統與獨各以中國和台灣為主體的兩種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論戰，永遠不會有結果。至少在可檢證的真理這一事來講，真是八竿子碰不到岸邊的一粒沙。當台灣的選舉淪為兩種民族主義的拉扯的工具與戰場，那麼我們比較像是在玩民主而非實踐民主。
我把這看成一種失焦的現象──虛擬一個主體，然後為這個主體慷慨激昂，兩軍對陣，是一個簡單但是沒有出路的故事。民族主義簡化了世界的分類，提供了一種個人可以投射的心理對象，然後「國家/民族」從一種被關注的對象，成為究極的目標和主體。
當我們談應然，最初是以一個個的個人為主體。這是最小的單位了。（至少撇開「宗教/世俗」的分野單從世俗的角度來看。）我們當然可以進一步談社會的應然，但談的是社會制度的建構與變革。最困難的基本問題是──當我們面對個人利益衝突的時候，究竟應如何取捨與衡量？但無論這個問題如何難以解決，絕不好退卻而建構一個主體來進一步論述社會的應然。美濃反水庫不能就此把「資本主義」與「資本家/國家」複合體當作「敵人」。（聽菊花夜行軍有感）。台語文運動不能真的把語言的存續當作一種生命的傳承；也遑論將之做為一種論述台灣國族之所以成立的一個元素。（在台語文社活動了兩年給自己的總結）。
一群人來了台灣開墾，沒有政府的力量，人們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建設溝圳灌溉。新移民的社會，人們爭奪土地，打打殺殺，於是也自發的建立起武裝的組織保衛自己。你要說清代移墾的漢人台灣有政府，應該說是北京派在台灣駐防的些許將兵所代表的中國皇朝與這些民間自發性的組織聯合統治了這個島嶼。政府存在的意義，是因為必須存在以象徵一個民族的實體？還是究竟只是因為有一些事情個別的人沒法處理，需要大家一起來做，如此而已？
因為大家不能像古代雅典人統統出席開會，也不能大家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做公共的事，所以大家都請了一些人專職做這些事情。我們付給這一撮人薪水（繳稅），而這些專職的人各有其司聯合起來做一些事情，就免除了所有的人都一起來做的麻煩，也使得一些大家關心的事情有人處理。我們既然付了錢，心裡面就嘀咕究竟事情有沒有做好，東批評西批評；於是付錢的人跟做事的人需要有對話和互動的機制，這就是政治制度。
回過頭就是問：統一與獨立的問題，究竟是民族榮耀的問題，還是適當的政府界線與制度選擇的問題？即使此刻我批評民族主義的虛幻，也不得不說，民族主義如果被成功地建構起來，那麼民族的榮耀與否，不能不說與人們的福祉有關。但是問題如果呈現像台灣現在的狀況的話，那麼兩方拉扯之下，兩造人群的福祉，就民族主義這件事來講，是有深刻的矛盾與衝突。
所以，人們曾試圖將焦點轉化在「土地」、而非「民族」上。也許這樣的努力也相當程度的減輕了兩造衝突的壓力。
(●作者許文泰，台大經濟學研究所畢業，現為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班學生。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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