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的省思－－我正在清算漢文化！

(2006/07/10 00:09)

（●作者老伙仔，男，大學畢，文字工作者，台中縣人。簡介表示：自上班第一天起，就開始想像退休；在舞文弄墨之前，就綺夢文采飛揚。老伙仔半生痛快；一快就痛，一痛就快。有個人部落格http://bloguide.ettoday.com/l6875868/。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照片為替代照。）

老伙仔

「他還說，中國跟台灣的問題，是在於沒有一位像樣的思想家，導致於價值觀混淆，大陸是一切向錢看，台灣則是沒有自己的思想主體性，不知是要學歐洲、美國、日本，還是古老的中國。

這點筆者也想過很久，以前在東森有篇文章，中國要強大就要出幾個偉大的思想家，這點看法到現在沒變。」－－－－栗子鼠，〈共產黨之外－－中國還需要偉大的新思想來引領〉；http://www.ettoday.com/2006/04/18/91-1929416.htm。

栗子鼠先生這篇大文，登於ETtoday，2006/04/18；時常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事實，我進行這樣的思考、寫作已經非常久了。以下，給各位看倌作參考。

兩岸主流文化全源自古老中國；至於文化的界定，我認為「『想什麼？怎麼想？做什麼？怎麼做？』的總合，就是文化。」這個論點若看倌們可以接受，那麼我們就展開以下的討論。

古中國自孔孟之際，就已經出現「禮樂崩壞」的局面；這應該無庸置疑。但很少人會問：這種「禮樂崩壞」的局面，究竟到何時而止？我既然如此問，大概會有人說，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時，儒學終於再興，而「禮樂崩壞」的局面終止。何況《漢書˙卷第六˙武帝紀》還明確記載：「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可見，漢武帝時期確實終止了「禮樂崩壞」的趨勢。

蓋孔孟之後，戰國延續春秋之亂且更熾熱；而秦一統江山、焚書坑儒，隨即秦末天下大亂、楚漢相爭，然後黃老當道。「禮樂崩壞」之勢是持續的；到漢武帝時終於採董仲舒之議，在尊儒抑百家後，扭轉了這個局面。除此之外，大概再沒其他答案了。

事實果真如此？我的看法：漢武帝採董仲舒尊抑之策，其實是另一階段「禮樂崩壞」的起點。原因非常簡單，董仲舒雖素來被稱為漢之大儒，但董仲舒的思想體系其實應該稱之為「陰陽法儒」；我的意思是說，董仲舒的思想以「陰陽家為主體」，以法家為用，而以儒家為外衣（偽裝）。董仲舒根本不是儒，尤其不是純儒！而漢武帝固然確實要抑百家，但他絕不是要尊儒！

這得話分兩頭；首先我們談董仲舒，其次再論漢武帝。

董仲舒巨著《春秋繁露˙玉杯》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換句話說，他的政治主張是「君尊臣卑」，當然民更賤。而「屈民而伸君」一語，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已經相背離。「屈君而伸天」又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相背；概所謂「命者，天之命」。孔子不言天命，孟子貴民輕君；這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正好相反。

然後他又大談「五行相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變示警」（《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根本是陰陽家之思想核心，儒家哪裡搞這些東西？他又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春秋繁露˙基義》）；這裡，他將陰陽家與法家融而為一。

因為法家才是君尊臣卑思想的始作俑者。《韓非子˙主道》：「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看倌可以輕易看出，儒家沒這樣的思想。荀子還說「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確定董仲舒以陰陽家為主體，以法家為用，而以儒家為偽裝；所以，他是「陰陽法儒」。

並且最重要的，他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政策；「抑黜百家」旨在思想管制，而「推明孔氏」在漢武帝的操作下，成為帝權獨尊的最有力工具；事實還是思想管制。簡單來說，古代中國的思想發展，到了漢武帝之時，思想管制更加嚴密；其實落入另一回合更嚴重的思想侏儒化階段，不只是「禮樂崩壞」而已。這是為何漢武帝之後，儒家經學開始「讖緯化」、「神學化」的原因。

其次我們論漢武帝怎麼「終止」禮樂崩壞的趨勢。《漢書˙卷第九十》記載說，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義縱之姊以醫術受知王太后，王太后問她有沒有兒子或兄弟在當官的。回說：「有弟無行，不可」。王太后告訴漢武帝，漢武帝竟任命這「無行，不可」者為官。義縱調職為爲定襄（今山西定襄）太守；一就任，立即逮捕定襄牢獄中犯有重罪的罪犯二百餘人，以及私入獄中探視這些重罪犯的兄弟、朋友共二百餘人。逮捕後立即審問說「爲死罪解脫」。當天上奏並殺這四百多人。全郡不寒而慄。

而王溫舒更駭人聽聞，「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以上《漢書˙卷第九十》）。

看倌請注意，武帝時期的酷吏多如牛毛，《漢書˙卷第九十》所謂：「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換句話說，當時地方官吏「大抵盡效王溫舒等」，都成為酷吏；非僅義縱、王溫舒此二人！於是，我們便可以想像漢武帝任用酷吏，大肆開殺的目的何在。

杜周當廷尉，他治獄的態度大致仿效張湯，但更懂得伺候武帝的心思。凡是武帝想清除的，他就設法除去；凡是武帝想釋放的，就長期拘押暗中「了解」他的冤情。有人問杜周說：你為天下判決公平正義，卻不依循三尺法，專以皇帝的喜好斷獄，司法官就該這樣嗎？

杜周回說：三尺法哪來的？之前的皇帝所訂下來的就是律，後來的皇帝所下達的就是令；律令下達時認為正確，那就是正確；哪有什麼法不法的！

所以，我們一眼可看出漢武帝之法，哪裡看得到「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漢武帝時任公孫弘為宰相，「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漢書˙卷第五十八》）；這是說公孫弘意見與漢武帝相左時，他只能唯唯諾諾，不敢直伸己見，缺乏宰相的風骨。公孫弘把丞相作小了。

固然是公孫弘把丞相作小了；但問題是「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在漢武帝期間，他把丞相們殺怕、罵怕了；以致後來公孫賀一聽受任命為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云，賀不得已拜。」（以上《漢書˙卷第六十六》）人以丞相爲富貴，而此時則視丞相爲畏途。

漢武帝為何要把宰相殺怕、罵怕了？原因很簡單；在武帝之前，行政權還在宰相之手，他要奪宰相手中之權！這種自宰相手中奪權的行為，始於漢武帝嗎？

我們不妨以漢初丞相的例子作比對。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我不知道，想知道就應該去問「廷尉」。皇帝又問，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說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於是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麽你丞相是幹什麽的？陳平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史記˙卷第五十六》）。文帝聽後覺得滿意；君相之間的互動，還是平衡的。陳平之於漢文帝，絕未唯唯諾諾如公孫弘。

申屠嘉也在漢文帝時任宰相，而鄧通作為弄臣極受漢文帝之寵。一回申屠嘉上朝奏事，鄧通就站在皇帝身邊，態度傲慢不恭。申屠嘉奏事完後，砲口立即對準鄧通，說：「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這已經是在教訓皇帝了。

隨後，申屠嘉命鄧通親至丞相府；鄧通嚇壞了，但不能不去。「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以上《漢書˙卷第五十三》）總算漢文帝隨後派人召喚鄧通，這才救他一命。申屠嘉當庭訓斥皇帝，要法辦皇帝身邊的弄臣，而皇帝也不敢過分阻擾。陳平、申屠嘉這種景況，不可能出現在漢武帝時期；他要奪權！

回頭我們再論董仲舒、漢武帝兩人，在理論上、政務實際操作上結合之後，所造成的後果；也就是前面所談的經學「讖緯化」、「神學化」。對於經學「讖緯化」、「神學化」，歷史證據昭然。

延續董仲舒大引陰陽家思想，作為他整體論述的基礎後，經學就開始在「讀尊儒術」後緩步走樣。《文心雕龍˙卷第一》說：「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圖讖之盛行固然起於兩漢交接之際，但濫觴實源自董仲舒、漢武帝之時；蓋，「好符命」、「以圖讖興」不可能突然出現，必然有一段醞釀期。這個醞釀期就始於武帝時，董仲舒藉儒學夾帶陰陽家思想進入廟堂，大談「陰陽」、「天命」、「五行相生」，這才造成圖讖之興！

《後漢書˙卷第五十七》說：「光武善讖，及顯宗（劉莊，劉秀子）、肅宗（劉炟，劉秀孫）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ㄧㄠ，訞言即邪說）。」劉秀晚年又「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卷第一下》）；把圖讖作為定本正式公開。他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抬高讖緯的地位，進一步提高讖緯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尊貴性。到這時，中國事實已經進入神學治國。

到劉秀的孫子東漢章帝（劉炟）時，「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後漢書˙卷第八十六》）；史稱「白虎觀議奏」。所謂「石渠故事」，就是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在石渠閣詔集群儒，論述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經長期討論，最後由漢宣帝決定採取何種解釋，作為統一思想的一次會議。除經皇帝認可外，其餘詮釋不被接受。意思是說，繼漢武帝集大權、酷法、思想管制之外，漢宣帝又將思想管制之手伸入經學中的各個枝微末節。從此，皇帝成了教皇，而經師與官僚們則成為神父！

白虎觀議奏的性質正與石渠閣完全相同，只是規模更大；尤其討論所得，經漢章帝裁決之後，經班固編纂而成《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對王朝的所有重要規範，都做了界定；以皇帝的角色而言，我們從今日眼光看，《白虎通德論》等於將「皇帝＝帝王＋天子＋聖人」入憲了。也是說，兩漢在神學治國之外，皇帝將治權、神權掌握於一手後，再將道德光輝集於一身。是固然是，非也是是；善固然善，惡也是善！

從另一角度觀察，任何人膽敢挑戰帝權，等於挑戰「帝王＋天子＋聖人」！非固然非，是也是非；惡固然惡，善也是惡！

是非善惡之判斷，從此不存在客觀規範；唯皇帝當下之喜怒而定。所以，整個「禮樂崩壞」的過程，事實到東漢時猶持續在進行中；並且更嚴重，因為價值觀已經變了。奉承皇帝或說奉承權力，成為一切之最重。以致，《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說東漢士人「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此段繫於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年）。換句話說，那時的士已經完全變了個樣了，幾乎人人「名與實反，心與跡違」；專搞說一套、作一套的把戲。

因此，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這種「道喪文弊，異端竝起」的局面，到魏晉之時就轉化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陳書‧儒林傳序》）連朝廷大官以至於民間士人，很少有人修習儒家學說。畢竟時代是延續的，從秦之焚坑、武帝之尊抑、漢宣石渠、王莽符命、劉秀圖讖、漢章白虎，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強化嚴刑苛罰、思想管制、帝王集權的趨勢。當中其實還有許多同質性的事件，比如叔孫通之尊君大典、東漢明帝（劉秀子）當廷杖打大臣、東漢和帝時中大夫魯丕奏請所有經書詮釋，必須「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

總之，綜合來看，自春秋戰國起的「禮樂崩壞」，一直到兩漢乃至魏晉時期事實還未終止。那麼「禮樂崩壞」難道不曾終止嗎？也不是。歷經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於北宋時終於出現儒學復興，或說新儒學出現。兩宋新儒學出現，才意味著「禮樂崩壞」終止；其過程，自孔子起到宋朝建國止，漫長的一千五百年。

但問題還是沒解決。宋儒之新儒學其實只復興孔孟儒學的「心性儒學」部分，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內聖」；至於政治部分，則在君權獨尊的狀況下仍被壓抑。意思是說，「外王」的政治儒學並未被復興。

蓋孔孟儒學包括「內聖」與「外王」兩者。這兩者在春秋戰國以下以至五代十國，都陷於逐漸淪歇的不景氣狀況；而代之以儒學讖緯化、神學化，思想管制已至經書枝微末節。東漢之末又出現黨錮之禍；士大夫長期、普遍受全面性清洗、禁錮、追殺。等於將東漢之末殘存的儒學思想作總清洗，這是為何歷史中國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玄談、清談的緣故，也是造成佛學（胡學）大盛的原因。因為思想已經自行掏空，故務虛、務來世的虛無主義、神秘主義思想，竟取代務實、務現世的儒學。這是自思想史的衍化觀察。

以上思想史的衍化，反映到政治史上，則是各個王朝陷入一種缺乏一套穩健治國理論的狀態；學術再也無法支撐起國家正常運作，以至朝政大亂。朝政大亂、動盪四起，就使得四周弱小異族有機會入主中國。否則，以中國文明之盛、人口之多、經濟之強與領土之廣，所謂五胡怎可能橫掃中原，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回到宋朝新儒學興起議題。宋之新儒學興起素有中國的文藝復興之說，但這個文藝復興卻因為只復興「內聖」部分，「外王」部分始終闕如；所以只是個復興一半的文藝復興，也所以只是個失敗的文藝復興。正因此，宋朝國力始終是個問題。延續而下，明朝還是亡於一個小若彈丸的滿清。

這個失敗的文藝復興到明末清初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岀，始有「外王」之議；但清朝係異族入主中國，故文字獄橫行，「外王」的復興又胎死腹中，以迄於今。當中雖有龔自珍、魏源、郭嵩燾等等人高聲疾呼，太平天國起義以及孫文、黃興等的革命，乃至五四運動˙˙˙；但這些運動始終不曾觸動上述「禮樂崩壞」的核心問題。

這個核心問題，我們固然可以說是「外王」，也可以說是皇帝集「帝王、天子、聖人」於一身，或者，也可以說是權力缺乏制衡。但，究其形式上而言，思想管制才是重點；壓制思想使得思想侏儒化，集大權於一身，故權力巨人化。無節制的權力支配著孱弱的思想，而非思想引導權力。就統治動機言，柳宗元〈封建論〉所謂：「其情（動機），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一語足以盡之。所以，歷史中國欠歷史一次文藝復興；蓋統治者之私從未被深刻清算過。

在這種欠歷史一次文藝復興的狀況下，栗子鼠先生文中所說的「中國跟台灣的問題」，「在於沒有一位像樣的思想家」的歷史背景也就清晰可見了。因為整個「禮樂崩壞」的過程，到今日歷經2500多年，猶不見終止跡象；只在宋時才出現個半復興，台灣解嚴也不過十來年。情況如此，想出現個「像樣的思想家」，當然不容易。

蓋「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中國歷兩千餘年不曾出現思想巨人，後人自然無思想巨人之肩可以站立，也因此就無法看得更遠。

今日，我們之所以多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有許多「洋巨人」之肩供我們站立；至於「華巨人」或「漢巨人」，幾乎一個也沒有。「像樣的思想家」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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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伙仔，男，大學畢，文字工作者，台中縣人。簡介表示：自上班第一天起，就開始想像退休；在舞文弄墨之前，就綺夢文采飛揚。老伙仔半生痛快；一快就痛，一痛就快。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照片為替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