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立信

日前，在「社會期待案件，應該論的是誰的人權？」一文中，對於「言論自由」在特定案件之中的價值與重要性，有著淺顯與直接的論述，也是相當性地係對於筆者之觀點所提出之回應。惟此之中，對於筆者所提出有關言論自由之反思與言論市場之傾斜弊端，顯仍有未盡之處，更也不知基於筆者何處文句而推演出「『看不到證據的真實』，就說『合理懷疑是違反言論自由』」之預防針式辭句，惟為更具體表達筆者真正的思想重點，不得不再提筆陳之。

以往對於言論自由的論辯之中，是預設了一種前提性的觀念，言論自由是用以抵抗國家力量的武器，其係基於國家是個人自由的敵人。但是，這樣的觀點，在歷史角度而言，有其一定之背景與地位；惟隨著時代的變化，這樣的觀點只能表達出一部分之真相，因為，對於今日之時代而言，國家也有可能是言論自由的盟友，甚至是產生者；相對地，言論自由本身也可能成為傷害他人的利刃。

對於自由放任主義者而言，訴求於一種通俗化地自由表達的價值與對掌權者之對抗性格，頗具有吸引性與號召力。「合理懷疑」、「可受公評」支撐起「言論自由」的力量，使得「言論自由」與「司法監督」成為約束國家力量或是當權者之權力幅度的兩大力量。但是，筆者真正要探討的是，「言論自由」這股自由的力量，在當今資本主義市場之中，在當今政治生態之中，是否有著符合正義原則的發展？在這自由發揚的空間之中，平等原則是否依舊存在？源自於傾斜的言論市場之社會觀感，能否約束司法的理性與公正空間？

不論是李泰安案或是趙建銘案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觀感的巨大約束力量，大多數人只看到或只期待於司法審判能符合這股約束力量，卻鮮少有人能夠深思這股力量之產生是源自於何種背景。在美國耶魯法學院學者歐文•M•費斯〈Owen.M.Fiss〉所著之「言論自由的反諷」〈The Irony of Free Speech〉一書中，點出了當今言論自由發展上的弊端：私營的新聞媒體雖然有著不受政府控制的好處，卻也因為基於盈利的考量或是權力壟斷的原因，而產生言論傾斜的危險；這與言論自由所追求公開與充分討論公共事務的本質，有著極大的衝突。今日在趙建銘此項個案之中，我們明顯看到所謂社會觀感不過是一再複製少數特定立場政治人物或名嘴們的話語，而這些媒體們鮮少體現言論自由之中所應有之充分討論與平等對待之作為：一方面再三地縱容與輕忽爆料者的錯偽證據，另一方面卻嚴格審視與質疑相對一方之辯解與反證。在這樣的言論市場之下，如此不對等的對待，使得相對被質疑之一方或律師等，無法公平地在言論市場中取得相等的武器對抗，即使當他們有所發言，也會顯得他們的言論是不具權威的，一如他們從未發表過一般，這就是一種「沉寂化機制」〈silencing dynamic〉的弊端。若是不去深度地去思考這層言論市場的弊端，只是直接推就於所謂「那些以弱者自居而受質疑事件當事人的內心，隱含有「與有過失的自責」，祈求儘快事過境遷。」之結論，這與「你沒做壞事，人家沒事幹麼告你」的誣罪心態有何相異？

合理的懷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是構成也提供了言論自由對抗強勢者的力量，但是，卻也可以成為傷害他人與反噬言論自由與司法的兇獸。爾若如此的言論自由是被賦予了超越正義的力量，只會帶來更大的不自由，造成人格法益的空洞化與傷害人權核心中的平等價值，除非被指謫的一方佔有著強大且多數的言論市場。而就民主自治的發展而言，不受限度的言論自由，在傾斜、不公正的言論市場的扭曲下，極為容易衍生成一種多數暴力，而這樣子的暴力卻受控於壟斷言論市場的少數資本家、政治人物或名嘴之中，反而喪失了公開、多元與公平的討論公眾事務的可能，也動搖了司法的公正救濟之可能。

言論自由的正當性，並非僅來自於對當權者或是對於特定立場者的對抗，這種昔日的歷史觀點，雖有著一定的啟發地位與價值，卻也不能排除時代變化下的影響與轉變。過去，言論自由所保障者，係著重於發表的一方，以藉此抵抗國家力量的干涉；但是，在今日的經濟結構與民主發展之下，言論市場的特質已迥異於往，若是固守舊日的傳統思考，只是讓另一種強權力量滋生於其中。數千年前的韓非就能道出「時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法哲學思想，生於今日的我們，又何以反倒看不出自由與人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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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立信，北市人，大畢，工程顧問公司顧問，目前也在台北大學法律系進修學士班。曾任國會助理、就業諮商師。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蕭立信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