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p77478

連看了兩篇批評法官的文章，決定回應一下，按日期先回第一篇﹕「法官可判馬英九無罪，但不應為他而撒謊」(http://www.nownews.com/2007/08/19/141-2142996.htm) 。

作者說﹕「馬英九裝無知ˋ裝白痴，法官也裝無知ˋ裝白痴，所以判決書中，以無常識ˋ無常理ˋ無常情的態度和言詞，將檢察官全部的觀點和舉證完全抹殺，丟進垃圾桶，可說是將檢察官羞辱到極點。」

當然上面這段話，甚至全文，都屬作者個人的觀點，不足細究。

相對的，我也對特別費的案件，由偵察，起訴，判決，上訴，都存在了許多我「自認」合理的懷疑，所謂的合理懷疑，就是一般人，不需具備法律學養的人，在一般合乎常情的標準下，對事物所產生的懷疑，我一一提出來，就教原文作者。

台灣刑事訴訟是採「無罪推定」論，也就是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而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犯行的舉證由檢察官獨力承擔，此類證據的證明能力，必須要超出，不含任何可以對它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同時，被告沒有義務提供自己無罪的證據。

很多網友都熟悉「李文和間諜」和「杜克大學球員強姦」兩案，李文和被控59項罪名，最後與檢察官妥協，僅以「非法擁有機密文件」一項罪名認罪而結案，可是法官在判決李有罪後，卻當庭向李道歉，直指檢察官之不當行為。杜克大學球員強姦案，則涉及地方檢察長(美國是民選的)，為了爭取黑人選票，故意隱藏對被告有利之證據，而強行將三名白人學生起訴，事發後，被州檢察長以記者會的方式，當眾宣佈被控學生的清白無辜，聲斥違法起訴之檢察長為「粗野而不知輕重」，遭停職待查的處分，事後此人自行辭職，最近更被吊銷律師執照，也面對無數預期可待的官司，而致身敗名裂。

我們再看上世紀的「世紀大案」﹕美國足球明星辛普森的謀殺案，刑事法庭判決無罪開釋，事後卻被民事法庭判決有罪，要付巨額賠款，這個造因，是因為刑事，民事證據認同上之標準不一樣，民事官司的證據只需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信力，就可採信，反之，刑事案件的證據卻要鐵證如山，不容任何合理的置疑。

這幾個案例說明了數事，檢察官的起訴並不代表被告有罪，檢察官的舉證，內涵上並非全具證明的能力，來源上也不全具適法性(如擅改後的筆錄) ，所以刑事案件，檢察官在舉證上，是要以證據還原犯罪的真相，怎能允許有什麼檢察官自己的「觀點」﹖支持自己觀點而非事實的證據，「不抹殺，丟進垃圾桶」還能怎麼處理﹖

法官則如球賽中之裁判，檢察官不過是參賽的球員，球員犯規，裁判吹哨，舉牌指認，本是份內之事，何來「將檢察官羞辱到極點」之說﹖

現在來看特別費事件，特別費最令人困惑的是屬性上的爭議，北檢堅持是公款，可是南檢(見許添財案不起訴結案書) ，卻說﹕「行政院主計處正式認定是首長實質薪資補貼的性質」，同時，審計部也證實不必檢據核銷部份的特別費，首長領取後，法律上已完成核銷程式，不再追究，沒有餘額繳庫之問題。

歸而納之，公款最少要有二大特性﹕憑單據核銷和餘額繳庫。可是(不必檢據核銷部份的)特別費，缺了這兩個公款定義的特性。所以判決書中，法官指出檢察官沒有提出公款的定義，又因，特別費，文具費，民意代表的郵票費等，都不具憑單據核銷和餘額繳庫的公款要件，所以而法官提出﹕此類款項都屬於「須因公支用之款項，亦非當然屬於公款」的註釋，而非作者所謂的什麼好笑的的法官名言。

起碼，很保守的說，特別費的屬性有極大的爭議，造因不在首長，而是因為主管單位有心造成模棱兩可，亦公亦私的模糊解釋，便宜首長行事，如今的實例，就是南檢與北檢在偵察同性質，案情類似的案件，而能造成南檢的不起訴，北檢的起訴，如此「南轅北轍」，不會是因為一國有二法吧﹖

因此，我不得不懷疑，當特別費屬性未定之前，檢察官是否有權起訴﹖檢察官是懂法，但實具行政人員身份，除了依法行事，怎能自行釋法與立法﹖起碼也須先要求有權解釋特別費屬性的機關，澄清事實後，才能決定是否起訴吧﹖

偵調期間，法律明文規定檢察官，有義務同時調查對涉案人有利的證據，我們不提涉案人在市長任內，捐出超出有爭議特別費四倍的款項，為何此款不能算在特別費名下﹖如果檢察官絲毫必究，一心求其公正，為什麼又不採納，考量陳水扁1995年至1999年初，四年市長任期內的報銷單﹖

現存市府的報銷單顯示，當時陳水扁民生東路住處(自宅非官邸) ，水電費、煤氣費及插花費用，全部列在特別費項下核銷。採納這個證據當然不是要陷陳入罪，而是對特別費屬性，使用實例上的進一步瞭解﹕陳的用法，不是一半而是百分之一百，全部的特別費都可私用。

北檢在特別費爭議未定之前，牽強起訴，顯然缺乏合理與適法性。

現在討論一下審判過程。檢察官是以「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的貪污治罪條例起訴，成立後，要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所以法官在認證上，不是研究證據有沒有一些道理的問題，而是這些證據能否證實無疑，適用於如檢察官所起訴的犯行，這個道理就如致人於死，不能通以謀殺罪起訴一樣，因為能證明過失致死的證據，在證明能力上，並不足證明謀殺罪的成立，因為不同的治罪條例有其不同的構成要件，而能滿足這些要件的證據，要求上當然各自不同，不是檢察官說了就算。

所以，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案件上，不能靠觀點，想當然，推理而成的假說而勝訴，檢察官敗訴，難道不是自己所舉證據不足，筆錄造假等等原因，為何一定要怪罪法官﹖

上訴而能成立的案子，要具有客觀的優點，而不是檢察官主觀的不服氣。上訴的五大理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新意優點，五大理由之一，是指責法官誤解宋代「公使錢」的真意，所以檢察官加附輔大歷史教授的正確說法，這真叫做死纏濫打，因為判決書中就是刪去「公使錢」整段文字，又能影響什麼﹖

這個案件早已成了國際笑談，還得感激合議庭的法官，他們總算維護了一些台灣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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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ip77478，大畢，工，現在旅居美國德州休士頓。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照片為替代照。※Zip77478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