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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周刊
經濟問題與失業問題	文：雷倩	2002/10/07
在凡事可因黨派立場喧鬧不休的今日台灣，如果有什麼全民共識，恐怕只有拚經濟與救失業兩項了。 經濟問題的癥結，似乎比較明確，不論是經發會，或是最近大砍台股的外資法人，都將核心問題放在台灣對外開放的程度與兩岸三通的速度。 他們認為台灣最急切的問題，一是政策羈絆了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產業；二是保護心態干預了金融與資本市場的正常運作。若能促使市場自由化，降低對外資的管制，並強化公司治理，則可創造「奧運級」的市場與企業，並刺激景氣復甦。 此一診斷的出發點是當今的顯學「全球化」與「自由化」。不過，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提醒我們，全球化思維對處理失業貧窮問題自有其盲點與危險。 史迪格里茲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者的身分，對於ＩＭＦ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作為提出深刻的批判，尤其是以利率作為調節匯率、維持經濟穩定的藥方，蠻橫要求各接受援助國實施超高利率，及罔視紓困貸款時附加條件所造成的社會痛苦，如長期失業與貧窮。 ＩＭＦ的許多附加條件如加強透明度、調降金融管制、國營事業民營化等，本身並無可非議之處，正如「多運動對身體好」這句話沒有人會反對一樣，但對於一個躺在加護病房、奄奄一息的病人來說，多運動是否適宜很難說。 檢驗金融危機五國（泰國、韓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的經驗，我們發現，對ＩＭＦ建議照單全收的泰國、印尼所承受的社會痛苦，絕非短期所能恢復；相反的，堅拒ＩＭＦ壓力而採取外匯管制的馬來西亞，也沒有將自己推入長期的蕭條。可見「改革」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靈丹；不但開方必須對症，其施打更須斟酌順序與時機。 台灣正在許多關鍵決策點上。金融體系是否該往「二五八」標準調整（兩年逾放比降到五％以下、資本適足率達八％），基層農漁會的信用部門需不需要改革重整？恐怕很少人會反對。但是被要求達成「二五八」的銀行很難不對體質較弱的企業採取觀望，甚而「陰天收傘」；被接管重整的基層金融機構，勢必對當初依政策照顧的「信用弱勢者」，採取信用緊縮的作為。如此一來，運動的目標固然達到了，健康的效果卻遙不可及。 回頭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迭創新高的失業率代表超過五十萬的失業人口、超過一百一十萬關係人的嚴重社會問題。對此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委會日前提出全套新制。消極的是提供多項失業救濟；積極的是整合職訓、加強就業謀合。 根據勞委會資料顯示，去年一月至今年三月，我國已花費約十六億元，協助兩萬多名失業者。依此比例，協助五十一萬失業者所需直接補貼的經費將超過四百億元，這尚未計入執行此一龐大救助計畫的官僚體系所衍生的費用。更嚴重的是新制就業保險將在明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並預計將目前未投入勞保的四人以下公司強制納保。 去問問過去一年多來關廠歇業的中小企業主吧。許多人會告訴你，勞工情願減薪，但勞基法強制規定與退休金、資遣費等福利準備金的要求，使得業主有心無力。若再加上新制的就業保險負擔，這些自己也只堪茍存的業主在台灣哪還待得下來？沒有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一批批失業勞工又該往哪裡去？ 拚經濟與救失業是執政黨的兩大挑戰，反對政府的改革方案，並不等於反對改革。在扣別人政治大帽子前，為政者是否該反省自己犯了ＩＭＦ一般的權力大頭症？